来源：瞭望东方周刊　　作者：佚名

　　全国语文教材共有“八套半”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是教材编写放开，实行“一纲多本”——全国采用一个教学大纲，但教材可以多种多样。这意味着人教社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的垄断被打破。全国有条件的单位个人都可以编写教材，但要送教育部审查。

　　此后，1990年出现了其他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实验教材，到1993年，“一纲多本”的各种教材在全国推开。其中人教社、语文出版社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、上海教育出版社、四川教育出版社等各自出版了自己的教材。当时的全国语文教材共有“八套半”，其中半套是河北省一个复式班使用的——因为条件艰苦，小学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，高年级则独立上课，所以编了半套教材。

　　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主要差异在哪里？

　　“一纲多本，各种教材应该各有特点，但实际上没有做到，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，到现在也如此。”顾振彪说，“当时设想很好，山区农村地方可以编得浅一些，多些关于农村的内容；而像北京上海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学校，应该编比较深的教材。但实际上，农村不愿意用浅的教材，他们说，孩子本来在农村，用浅的教材就更考不上大学了，宁愿用重点中学的深教材。主要根源还是应试教育，教材的编写往往也要考虑考试。”

　　现在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，小学有13套，初中8套，高中6套。选用教材的权利细化到每一个省的地级市区。

　　“按照教育部规定，学校应该有(选教材的)决定权，但现实条件达不到，比如说小学有13套教材，发到每一所学校让教师自己挑，做不到，所以由每个地区统一选。”顾振彪说。

　　2001年教改加强人文性

　　2001年，教育部实行课程改革，以前的教学大纲更名为课程标准。这是“文革”之后教材变动最大的一次。

　　语文课程改革的重点，在于“加强人文性”。

　　“加强人文性。就是加强人文教育，提高人文素养，强调首先要培养人。而过去的教材侧重于技术训练。”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。

　　2001年课程改革后的语文课本，最直观的变化是编排体例。以前的课本，每册的每个单元按照文体来分，而课程改革之后的课本，每个单元是按人文主题划分的，一个主题一个单元。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和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都涉及教育，放在一个单元。这种编排体例沿用至今。

　　课程改革之后的古诗文有所增加。各套教材存在差异，但大体比例是，初中占30%左右，高中50%左右，小学语文中的古诗增加较多，在课程标准附录的推荐篇目中，小学阶段的古诗有70首。

　　2001年的课程标准实行之后，又经过十年，顾振彪说，业内的结论是“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了，但读写技能削弱了”。

　　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标准，要纠正过分强调人文性的偏向，提出“寓人文性于工具性之中”，强调“培养学生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的基本任务”。

　　“工具性和人文性要统一，不能像钟摆一样。”顾振彪说。

　　在古诗文比例上，新的课程标准与之前差异并不大，只是高中选修课中古诗文有所增加，比如《史记选读》《唐诗选读》《红楼梦选读》等。

　　依据2011年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，现在还在审查中，没有出版。预计新教材将在2015年秋天印刷使用。

　　“文革”后有没有公认的比较好的教材？

　　顾振彪的回答是：“高中1997年的那一套教材，初中1999年的，都很好。2001年之后的教材，编写上有进步，但很多人认为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很有效，学生写作文错别字多了。”

　　(本刊实习生张璐对此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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