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把戒尺还给老师”是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呼声，那么这是教育的倒退，还是返归教育的本真呢？
自从教育部下发了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规定之后，体罚学生就成了教师的一条高压线。从政策本身来说是一条好政策，提倡正面教育，避免体罚学生造成的师生对立情绪，避免对学生造成肢体损伤，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。但这条规定如果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，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。
一是中国家庭教育整体水平偏低。到目前为止，都没有形成最基本的家庭教育体系。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，我们的家庭教育体系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。西方发达国家自从1966年科尔曼报告之后，就开始重视起家庭教育体系的构建，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家庭教育体系。家庭教育水平的整体偏低，就造成了孩子的很多家庭教育功能需要学校来承担和弥补，比如对孩子的基本惩戒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严禁体罚学生以后，很多学校变得更糟糕的重要原因。
二是惩戒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犯了过错就应该接受相应的后果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。所以，做为老师，应该持有惩戒权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剥夺老师的惩戒权，而是规范好老师使用惩戒权，不要让权力失衡，从而造成滥用权力。比如，老师行使惩戒权的时候最好有第二位老师在场，避免老师在愤怒和情绪失控的状态下过度使用惩戒权。当初教育部出台这项规定，正是因为有少数老师过度使用惩戒权，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，成为恶性教育事件的背景下出台的。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，过度地滥用权力和禁止使用合理的惩戒权，都是不足取的。
“班主任老师双手捧着一把戒尺，缓缓走进教室，全班学生见到戒尺后集体起立，自觉向这把戒尺行拱手礼。紧接着，戒尺‘入座'讲台，班主任也向这把戒尺鞠躬行礼”。这是发生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第二小学校五年级一个班级的一幕。
3月13日，达州市大竹县第二小学校启动了“戒尺进入课堂”活动，全校36个班级每个班都配备了一把“戒尺”。
“戒尺”者，“戒”，警戒，惩戒；“尺”，尺度，标尺，标准。这些正是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，所谓的没有规矩，难成方圆。不少伟大的人物都尝到过戒尺的滋味。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又极为严厉的人，在他的三味书屋里，有戒尺，还有罚跪的规则，但是都不常用。
少年邹韬奋在父亲面前背“孟子见梁惠王”，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，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，半本书背下来，“右手掌被打得发肿，有半寸高，偷向灯光中一照，通亮，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”，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“打得好”。
但是，当我们的教育只能靠“打”来前行的时候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教育的悲哀。一个教师的威信绝不是“打”出来的。“打”或许是一种方法，但一定不是最好的方法。
美国人兰妮·麦克穆林写的一篇题为《体罚》的回忆文章，文中的那位弗洛斯特女士自有她的绝招——让犯错误的“我们”闭上眼睛，然后用“那块著名的松木板子”狠狠地抽打坐椅的垫子。“我们实在受不了朋友受罚的痛苦，就都主动请求老师别打了”。这一次的“体罚”，虽无肌肤之痛，却记忆至深。
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，孩子犯错误还是不宜“打”。“打”是为了教育，是为了让孩子知错、改错。孩子都有自己的自尊，他们犯了错误，有时候心里很后悔、很害怕，就怕别人知道。这时候如果迎头受到呵斥、责打，那本来就很脆弱的心，怎么承受得了呢？就那么简单粗暴的一“打”，非常容易挫伤孩子的自尊和学习热情，还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——“错了，不就是挨一次打吗？”，无所谓了，也就“破罐子破摔”了。这样的结局恐怕不是我们当初“打”的目的吧？
所以，戒尺不是一个坏东西，就看我们怎么来使用。恰到好处的“打”，有时候也以打去邪气，打去傲气，打出志气，打出勇气。但是如果你把学生当出气筒，那你只能打出晦气。所以真正能运用好“戒尺”，也算是匠心独到，具备极高的教育水平了。而如果当我们只有依靠戒尺来教育的时候，只能说是我们教育的一大悲哀了。
作为一位合格的老师，心中不能没有一把“戒尺”：“戒”滥用惩戒权力，有一把科学的教育“尺”度，惟此，方可称之为师。（学习力教育中心 余建祥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