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学实际上是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隔离开来，这在世界化、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表面上的东西之争，实际上是前现代与现代之分，拒绝现代学术才是国学的本质。
首先，国学对自己的学科规定表明其不属于现代学术体系。第一，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对象，是文史哲等混融在一起而未分化的人文学科。它的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四部分科，也不具有科学性。
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要研究对象，不仅脱离现实，学术价值也有限。即使研究儒家经典，也不是传统的研究方法，而是需要哲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文学、语言文字学等多种现代学科的分门别类的研究，而不是传统的、未分化的经学。
其次，国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现代的、科学的。它信守儒家观念，以注解、阐释经书为主要方法，实际上是以意识形态论证代替了学术研究。现代学术已经独立于意识形态，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加以区分，确立以现代理性指导的科学的研究方法。而那种“实用理性”的、以信仰代科学、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前现代的研究方法也已经失去了合理性。
按照国学的学科规范来衡量当代的“国学”，几乎都不合格，它们不过是中国哲学、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拼凑。当代学者各自具有独立的研究领域，他们的学术修养、知识构成、研究方法都来自现代学术，而与传统学术无缘。他们也不可能不运用现代的理论、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。因此，国学不是中国文化研究，无论是中国哲学、中国历史，还是中国文学，严格地说都属于现代学术范围，而与国学无关。
新儒家明白国学必须适应现代社会才能生存，于是，它们力图使国学与现代学术融合，使儒学现代化。但国学反现代性的性质，决定了它不可能拥有现代性。为了对抗西方学术，他们不是用现代学术改造、吸纳传统学术，而是以传统学术改造、吸纳现代学术，以达到“中体西用”、“以中化西”的目的。但由于国学的基本理念与现代性的不相容，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，国学并没有在“西学”之外构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品格的学术体系。
由于当代国学思潮旨在复兴传统学术，与现代学术背道而驰，因此尽管国学概念已经出现有百余年了，但至今也只是一种话语，而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学科。国学派主张在实践中大大地打了折扣，无法实行。这是由于依据传统学术的国学与现代学术体制不能兼容，国学学科无法立足。五四乃至当代大学体制中实际上实行的国学还是“国故学”，而不是“国粹学”。
现在一些大学设立的国学院或者国学研究机构，实际上也是“国故学”，即对中国文化的研究，如中国哲学、中国史学、中国宗教、中国文学等，它们已经分门别类，分属于不同的大学科（如文、史、哲等），把它们合在一起，称为国学，是一种画蛇添足之举。这说明，国学学科在实践上行不通，无法取代现代学术，无法进入现代学术体制。
作为坚守儒家立场、方法的“国粹学”的国学，早已失去了合理性，消失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了，而它的当代形态，只是一门伪学科。重建国学，只是反现代性思潮的一种运作，而并不具有学术本身的意义。传统学术的消失，这是历史的进步、文化的进步，当然也有历史的遗憾、文化的遗憾。对于这种遗憾，我们只能尽力补救，也就是把传统学术改造、吸收到现代学术之中。（2010年第2期《东南学术》杨春时）
